【编者按】
1967年，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公开出版，因其中言论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反差巨大，而引发一场关于人类学家职业伦理和研究科学性的持久争论。
相比人类学家坐在书斋中完成的民族志文本，他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随手记下的笔记也许能够更真实地留存“此时此刻”的经历和感受，进而引发学术性的思考。对于公众而言，阅读这些异乡故事和记忆片段也将是一场新奇而刺激的文字旅行。
由此，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开设“田野调查手记”专栏，主要刊发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田野调查手记。我们期待通过讲述田野故事，使读者在收获新知的同时拓展日常生活经验的边界。本栏目欢迎投稿，投稿邮箱：papertydc@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田野地点。
我买了攻城掠地私服发布网去看“妈妈”，照常在“食街”的漂亮大门前下车，在出租司机的惊讶目光中隐身进对面肮脏的小巷子。跳过横流的污水，躲开嚼着青草的山羊和它们的排泄物，抬头看到卡米在某个小楼里探出头叫我过去喝茶，她的“男友”也挤过窗边来好奇地打量我。我说“下次”，他们便又回去继续亲热了。
家门口站街的姑娘换了个新的，伸手来要钱。我说“我是阿希的女儿”，她便嘻嘻地笑了，给我让出条路来。摸着黑爬上“妈妈”家的小楼，进屋发现房间收拾过了。之前住在家里的那个病弱的我不知道名字的徒弟已经死了，她躺过的地方显得空荡荡的。
“妈妈”老了，我很担心她生病。自从我不住在家里之后，她便把我睡觉的那一小片地给了隔三差五上门的徒弟们。不过，她们都很快病死了，没了。
红灯区里的“第三性”
我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妈妈”住的这条街是历史上闻名的“红灯区”。当地人谈到它的名字便露出尴尬的笑容，男人们更是会个个指天发誓说从小到大从未去过那里。这是老城的中心区，紧邻着辉煌的巴德沙大清真寺和“食街”五彩斑斓的店铺招牌。城里的有钱人和游客们会坐着观景大巴来游玩，却没有人带他们去仅一街之邻的“钻石集市”——所谓的红灯区。
这里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开放的声色犬马之地。人们迢迢地来看舞女表演，漂亮的舞女们每人拥有一个小隔间请客人进去观赏。舞跳过之后，便可能做更进一步的肉体买卖。但自从巴基斯坦国内的宗教保守势力愈发强硬之后，一切都不复存在。跳舞的小房间被政府拆除了，舞女们也散了。听说她们隐藏到了更自由的富人区，剩下来的只有躲在角落里的暗娼和数不清的“第三性”性工作者们。
白天的“红灯区——从“妈妈”唯一的小窗望出去的景色（2016年2月摄） 本文图均为 作者供图
我研究“第三性”人群，“妈妈”是我的主要报告人。2011年，当我第一次踏上巴基斯坦的土地，看到“第三性”跳舞的时候，便被她们迷住了。（虽然讨论超出了男／女两性的藩篱，在英文中已经不用he/she来指代了，在中文语境下我还是愿意用“她们”来称呼）屡次想接近而不得时，我的朋友拉希德向我介绍了阿希。
我至今记得那个冬夜，坐在拉希德摩托车的后座，呼啸着掠过拉合尔堡投下的巨大阴影。夜风灌进我的夹克衫，满街无所事事的男人们好奇地盯着我看。阿希是个微胖的漂亮大妈。我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她更好，她娇嗲地说话，但声音是男人的低沉。
我想提问，她却开始抹着眼泪哭起来，诉说她们多么不幸。虽然日后我逐渐明白了哭是她得心应手的技术，当时却很是手足无措。拉希德给了她一千卢比。她接过钱，迅速在我们面前掀起上衣，露出了巨大的乳房，“真家伙！”她很得意。拉希德在回去的路上一直小声咒骂着，说再也不要来看“希吉拉”的胸。
“希吉拉（hijra）”是南亚地区国家对这群“第三性”人的通称。她们被认为非男非女，大部分自幼离开原生家庭，和同伴共同生活。她们有着自己组织严密的小集体，由一个年富力强、人际关系畅达的首领作师父。不同师父的弟子数量不同，多的达几百，少的仅一两个。她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在结婚典礼和男孩的生日宴上跳舞。当地人相信她们的舞蹈有祈福和保佑的神秘力量。还有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卖春，只不过没有人坦率地承认她们确实做这些有失体面且违法的事。
阿希是红灯区里最著名的师父，她有无数的徒弟和通向社会各阶层的人脉。
2013年，我又去拜访她。我和她聊民歌，聊舞蹈，把我有关旁遮普民俗的平生所学都搬出来找话题。我敲塔布拉鼓，她跳了一段舞。必须走的时候，我送了一个救生哨给她，从我自己书包上当场摘下来的。我不喜欢给报告人钱，自己没钱，也不觉得花钱是一种好的方式。她看着哨子微微笑了，“你就当我女儿吧。”她说。
精心修饰的“妈妈”在欢庆典礼上 （2015年4月摄）
此后，从2015年开始，我便断断续续以女儿的身份理所当然地和她住在了一起。不知不觉时光荏苒，最初的恐惧、兴奋和局促感都消失了。她也在我面前随便地骂街、放屁，光着身子冲凉。她教我她们的秘密行话，我们一起讲最脏、最黄的骂人话取乐。她愈发胖了，也更不爱出门。
走到外面，街上男人们猥亵的目光似乎会穿过我们的长袍与盖头。“妈妈”装作没看见，我则常常反瞪回去。“妈妈”很喜欢跟人炫耀我说，“看我女儿刚来的时候可小了，跟我一起这么久，现在都长大厉害了。”对她们来说，每个人都只有短短几年的好时光，此后便是百无聊赖的无人问津。
她似乎忘记了我最初来找她的研究目的，我们俩常常会坐在床上接受其他当地研究者的采访。“妈妈”在旁边抹着眼泪诉说，我在心里偷偷地笑着那些认真记录的同行。同行们往往以为我是个新来的徒弟，因为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也有长相接近中国人的少数族群。他们拿不准我是外国人还是当地人，也往往对我投以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怜悯目光。“妈妈”拿了他们的钱，客气地送别之后便会和我笑作一团，招呼芒买炸鸡肉碎来吃。
我们家，“妈妈”睡床，躺在我脚下的是芒 （2016年12月摄）
芒拼命从小窗向外望，邻居家的孩子则望着我 （2016年12月摄）
魔术师徒弟
好几天没见“妈妈”，我没有告诉她去国外开研究会了，做关于她们的报告。去年以来，我不再和她一起住了。房间太小，我需要一张桌子写我的论文。睡在地上总被臭虫咬得睡不着。但“妈妈”和芒从来不被咬，我怀疑是臭虫看着她们结着黑皮的脚难以下口。
突然，来了一个没见过的徒弟。她端端正正地穿着袍子，戴着严严实实的面纱。看到我显得十分兴奋，念了一通咒语，变出四十卢比送给我。“妈妈”说你拿着吧，我便接了过来。“妈妈”夸说，这个徒弟特别擅于变魔法。
正说着，她接了一个电话。某家有人生病，请她说些祝福语。她深蹙双眉，一只手伸向远方，抖下奇怪的粉末，一边对着电话说着我从其他姐妹那里都没听过的冗长连贯的祝福语，说了足足五分钟。挂了电话，她又凝了会神，像是练完气功收势一般慢慢回过神来。
我问为什么之前没见过她，她说自己云游四方，去各个地方的苏菲圣庙祭拜——当地对苏菲圣人的信仰非常浓厚，虽然伊斯兰教不拜偶像，但逝去的苏菲圣人的坟经常被人们供奉起来，修建大大小小的庙参拜。最著名的一个圣庙在信德的一个小镇，每年到了纪念日都拥挤得水泄不通。
我曾经跟二十多个“第三性”组团去参拜。从拉合尔出发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在那里驻扎十天，支起大棚来跳舞。远道参拜的人们向她们抛洒纸币，我和其他不跳舞的徒弟们负责捡钱。那是最热的季节，平均每天气温都在42－45摄氏度之间，停水停电加之酷热，不免让人产生幻觉。
我们的团队从夜里跳舞到凌晨，一晚上的收入能达到十万卢比之多，得到的钱会拿出一部分为圣庙捐一面旗，表达大家对圣人的敬意，也希望圣人保佑。这位徒弟听说我也去参拜过信德的圣庙，立刻竖起大拇指对我大为赞扬，耐着酷暑去参拜这些圣地，対当地人来说是了不起的行为，去过圣地本身似乎让人也带有了几分“圣人”的味道。她伸出手来按我的头顶，这是她们对人进行祝福保佑的标准姿势。念念有词地讲了一通，她说：“你是我师父的女儿，就是我的姐妹，我要送一套衣服给你。”
作为仪式的阉割
魔术师让我保证不告诉其他人要送衣服给我便出门去了，说是给我拿衣服。“妈妈”插好门，开始用各种脏话骂不在场的芒。边骂边嘟嘟囔囔去厕所小解。从我来了之后，“妈妈”已经去了三次，我追问她怎么了。她说她“下边”痛，每次只能尿几滴。各种病的可能性在我脑中回旋起来，不会得了肾病吧。
“腰痛不痛呀？”
“没事，我已经看了哈基姆了，吃点药就好。”
哈基姆是江湖医生，会抓草药和奇奇怪怪的东西给病人吃，他们抓的春药被当地人广为推崇。我腹泻的时候也被迫吃过他们的粉末，可是始终不敢太信任他们。“妈妈”对我的各种检查建议很不屑，说吃了药就会好。我再三劝说，她叹一声道，“又不是第一次了，我这两年没犯过，但以前也偶尔有。我们这样的人都有这毛病。”
我这才想起，“妈妈”的身体并不是完全的女性。很多“第三性”做过阴茎切除。和现代变性手术的理念不同的是，很多人并非在医院接受正规手术。她们把阉割当作一个仪式，觉得完成仪式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第三性”。
早年间，很多人被师父执行阉割。徒弟们把人绑在椅子上，师父用烧红的剃刀割下男性生殖器。众人迅速在伤口上抹菜籽油并任由血流淌不止。她们认为血带走了身体中的男性部分，使她们的身份得以转化。如果一直血流不止，说明不具备完成仪式的条件，只能等待死亡而后收敛尸体。成功完成仪式活下来的人则会被供给甜食，每天在家中涂油，休养，一个月后以新的身份示人。
接受过阉割的人在群体中地位高，也更具有神秘力量。徒弟的仪式由师父安排。近年，很多师父选择送徒弟去保密的私人医院做手术，也有人选择保留男性生殖器，穿特殊的贴身内衣遮掩。
我并不了解她们在仪式后可能终身遭受的病痛。“妈妈”没有特别讲过这些事。她们总是表现得很光鲜，穿最美的衣服，画浓妆，卖力地展示自己的美好身材。
